近期关于取消中考，取消中考分流，普及普高，甚至取消高考，普及大学以降低教育焦虑的建议此起彼伏。出发点虽然好，但显然看错了病，抓错了药。
教育焦虑来自哪里？是中、高考造成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2021年高考，报名人数1078万人，招生人数1001万人，全国平均录取比例93%。黑龙江理科本科线280分，其他很多省本科线最低也仅有300分出头；在高考报名人数第二高的广东，专科最后录取线是100分，如果剔除赋分的起评分30，实际等于40分。剔除先天智力偏差的同学，满分750分的情况下，想低于40分是有难度的，一般人恐怕也做不到。
专科分数线低至如此，不仅仅是广东，在全国也是普遍存在的情况。考不上大学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高考带来的焦虑就不存在了吗？竞争就不激烈了吗？
竞争仍然很激烈，家长考生仍然很焦虑，因为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今天，水涨船高，大家都想上更好的，比如本科，要上211、985，双一流，上清华北大。为什么？因为社会评价如此，用人单位就是这样选拔人的。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今天，用人单位更关注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们放眼去看，哪个省级的选调生不是严格限定了毕业学校的？即便是985高校毕业，也未必有资格。某省选调生资格严格限定在10余所高校，大量985高校也不能入围。各用人单位在招聘上也类似，不仅看学历，更看大学本科出身。
去年网上曾流传上海交大一个搞算法的博士因为本科出身于双非学校，被用人单位拒绝。也是上海，2018年落户新政调整，其中明确提出，北大清华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落户，不再算积分。注意，仅限清华北大应届本科毕业，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还没有资格，因为这两所学校的本科更稀缺。
于是，考生家长追求名校，追求清华北大，各中学也偷偷摸摸地追求这个标准。社会评价在全面左右着我们的教育评价，学生与家长的追求，包括社会的追求。
80年代，9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的时代，每年仅招生几十万人，学校之间比拼的是升学率，因为专科生也是“天之骄子”，包分配工作的。伴随1999年的大扩招，这一标准迅速发生了改变，本科率，重点率，985率，清北率都出来了，因为大学招生已经是当年的10余倍，完全进入普及化时代。2021年高校招生1001万，研究生招生也逼近了120万，于是一些用人单位与地方政府，不仅看学历，还要看出身即你本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因为研究生也太多了。
水涨船高，很显然，这是社会竞争与社会评价在教育领域的投射。中、高考教育焦虑其实是社会竞争、筛选焦虑的前置，本质无关教育，现在是，过去也是。
我是80年代初初中毕业的。我的同桌是班里第一名，最后她考上中师去当了老师，未读高中，而我学习不如她，继续读高中。当时我们的中考招生制度，是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考中职，中职先录取，中学（普高）才录取。很多优秀学生首先选择的是中专，中师，中技等中等职业学校(理论上就是现在职高)，原因就是中专毕业就有了铁饭碗，有了城市户口，但普通高中却没有。于是大家纷纷争抢中专，中技，尤其是农村与小城市的孩子。
当年热衷上中职，显然也是社会的筛选和评价导致的。
高考，中考以及中考分流带来的焦虑，本质还是社会竞争的焦虑，并非教育制度，或者说中、高考造成的。我们即便取消了中考，高考，最后所有人都能上大学，教育焦虑仍然会普遍存在，因为你上什么大学是不同的。
也有人天真地说，这个矛盾可以通过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解决，即办更多的好大学，更多的“清华北大”。先不说是否可能，即便全中国高校都是双一流，如果不改变评价方式，水涨船高，用人单位无非就是更严格的标准，限定有限的几所双一流大学而已，就如各省选调生严格限定在部分优秀的985高校，就如上海2018年对北大清华毕业生落户的细分一样。
也就是说，人人都是双一流高校毕业，也同样存在这种竞争与焦虑，绝不是通过教育的调整，或者改革就能改变的。
同理，取消中考，包括取消中考分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去年全国中考的升学率是92%，和高考基本一致。其中65%上了普高，35%上了职高。严格的5:5分流，十余年来根本就没有实现过，无论在哪个省。事实上普高占比在过去一年显著提升，但大家反而更焦虑了。
大量的教育问题，本质是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在教育上的投射，反过来也制约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也是中国教育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
比如异地高考，本就是社会治理的问题，如果没有落户的限制，何来异地高考的问题、随迁子女就学的问题？
同样，教育评价出现的问题，也多是社会评价导致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对出身，即毕业学校以及学历的限制，何尝不是按高考分数评价人才优劣？
在招生改革上，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迟迟无法全面落实，何尝不是诚信等问题危及招生的公平正义？
走班选课导致物理选考人数下降，何尝不是社会功利文化对学生和家长的影响？教育的极端功利何尝不是我们功利文化的一部分？
教育是被这种功利文化“功利”了，而不是教育变功利了。
因此，我们一定要有系统思维，跳出教育看教育。在教育的发展上，需要从国家与社会需要角度去定位教育的发展方向；在改革上，也要从社会的系统角度，搞清楚教育问题的本源，不能简单就教育问题看教育问题，要从力所能及的地方下手，与相关部门联动去解决教育问题。但无论如何，不能奢望通过教育改革去调整社会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解决不了相关的教育问题，更容易破坏教育系统自身形成的平衡，带来更复杂的危害，最后只是折腾教育，折腾老师、家长与学生。
但遗憾的是，无知者无畏，社会公众，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专家，因为误解，动辄就提出一些宏论，希望通过教育的大改革来解决“教育”问题——实质是社会问题，比如教育焦虑。这种表面化的教育改革建议，往往会造成更严重的衍生问题，甚至是方向性错误，形成连环纠错的改革，是我们坚决要避免的。
对此，我们的教育决策者也需要定力，做好说明解释工作，决不能让这些错误的判断牵着鼻子走。
教育焦虑怎么解决？首先还是需要回到社会焦虑与社会竞争焦虑的解决上。比如社会各阶层与行业收入差距的缩小，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均衡。如果公务员与企业，编制内与编制外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太大区别，多数人恐怕就不会那么执着地通过学历与出身追求体制内的工作。同样，如果不同行业之间的薪酬待遇差距不悬殊，又怎么可能出现对职业教育的鄙视，逃离？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也就解决了多数人社会竞争的焦虑，普遍的教育焦虑必然消退，包括功利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仅存的教育焦虑，永远就只是少数有更高追求的人的焦虑，也无须我们去解决了：过高的期望，有焦虑也是必然的。
当然，教育也不是坐等，也需要尽可能积极回应这些焦虑，采取措施化解，降低这些焦虑，但绝不是简单靠取消中考，取消高考，人人都上大学，甚至好大学，期望通过教育的大同来解决教育焦虑，实则是社会焦虑，社会竞争。
最后还是想再重复一遍，教育改革，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往往搞乱的是教育！